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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推进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研究宣传，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部署要求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着力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高地，加快建设习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上海市教委的指导下，上海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开展“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支持计划（2025-2027）”。在2025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支持计划入选名单”中，共有10位获评马克思主义理论突出贡献专家、9位获评202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名师、29位获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青年骨干。

　　袁秉达，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管理学院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上海科普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理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等职务。多次作为“嘉宾”应邀去上海电视台、东方广播电台做专题访谈节目。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干部教育先进个人、全国基层理论宣传优秀个人等奖项。多年被评为教学、科研先进，多次获记功奖励和优秀员称号。

　　袁秉达：学生时代，我在马路边捡到一本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复研读、细心领会，从世界观方法论的视角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68年，我进上海第一钢铁厂工作以后，每逢夜班下班，睡一觉之后或休息日，就到上海市图书馆、黄浦区和卢湾区图书馆去看书学习，最感兴趣的书是《中国通史》《鲁迅全集》和中外诗词，在文化上恶补了一下。1972年，倡导全党学习《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6本马列著作，我积极响应，并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选集》，边读书边做笔记，饶有兴趣。特别是脱产参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两次为期一个月的马列主义原著读书班，领悟了马列原著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1972年入党后，连续五年自学马列原著，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从中找到了个人情趣和价值追求。

　　1993年初，我撰写了论文《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及其方法论意义》，同年6月，以文赴会应邀参加了中宣部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通常被称为“全国第一次理论研讨会”），全国只有34名专家学者参加，规格很高，我是地方党校唯一的与会代表。会议为期一周，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李君如、周瑞金、石仲泉、胡福明等学界大师和名人名家天天在一起探讨和交流，令我大开眼界。零距离见过大师、领略风采，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理论新兵而言，真是一件终身难忘的幸事。我的论文不仅被收入中宣部编的《学好理论武装全党》论文集，而且同年8月22日《解放日报》头版以《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为题发表了该论文。这一难忘的经历，无疑坚定了我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决心和自信。

　　学术生涯无坦途，不离不弃靠定力。我过去也经历种种坎坷，包括补学历、考文凭、评职称的纠结，突破学术发展瓶颈，经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跳槽风”干扰、文人相轻烦恼等考验。抗干扰的强大定力，来自于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在改革开放初期，党校某教师跳槽到外企，有一次自驾高级轿车回校转悠时问起他人：“袁秉达还在党校吗？”有人说：“还在”，随后他叹息一声：“唉！怎么到现在还不跳出去！真想不开！”事后有人告诉我这一情节，我笑道：“我没有别的本事，也无跳槽想法，这辈子就扎根党校了！”光阴似箭，我无怨无悔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已达48年！

　　袁秉达：人生中有许多孤立的事情，看似毫不相干，其实不然。当你回望来时路，蓦然发现它们点对点共同构成的价值链，通向诗与远方，奋进者的每一步努力都不会白费。回顾我一步步走向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人生经历，也许有值得回味的意义。1950年，我生于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仿佛命中注定信仰马列、从事理论工作。祖籍绍兴鲁迅故乡，也许血脉中有“师爷”基因，所以“爬格子”、“吃开口饭”乐此不疲。在我15岁懵懂无知少年时期，通过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政治课，首次知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奥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小就印进脑海；继而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切入，开始迷恋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认识论、真理论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和基本原理，深感哲学是聪明学、智慧学；在青年好学时期，通过深入研读《反杜林论》这本“科学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进市委党校担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教师，一方面从党校老前辈那里学到了讲授马列原著的“绝活”和“门道”，另一方面通过撰写学术综述和理论文章夯实学术基础；最终成为科学社会主义领域专家，成为党校教学、研究、决策咨询一体化发展的复合型教师。回首往事，马克思主义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的代表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式探索》（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出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探系列”，深入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独特道路与制度形态的整体性研究。其中，《探源》一书，出版的时速与学术质量都领先于国内同类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会同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多家新闻媒体联合举办新书出版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解放日报2008年7月16日作了专版报道，引发思想理论界的关注。2011年由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资助英文出版。2012年又被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资助俄文出版。该专著在国外公开出版发行，产生良好反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2013年在莫斯科主持新书发布会并表示，中国科学理论著作的俄文翻译工作是中俄两国人文合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俄罗斯学者研究中国提供了理论参考。国内权威刊物《科学社会主义》杂志，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世界的尝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源》评述”为题，作了专门报道。多年来，国外向来关注“中国崛起”“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创造奇迹背后的深层次奥秘。其实，我们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之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提高中国创新理论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是更有价值的事业，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使命担当。

　　在教学上，我曾经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解读、政治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系列课程，为党校局级班、中青班等班次讲授过60多个专题课，其中“列宁晚期思想与理论比较研究”一课，曾作为我校优秀课程选送全国党校系统远程教育网上交流共享。在教研部集体备课中，我通常与年轻教师分享自己的讲稿与课件，为青年教师成长甘当“人梯”，带领一批骨干教师迅速成长。

　　理论工作者的退休，只不过是换一种工作方式而已，实质上是“退而不休”。我发挥余热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拓展面向社会大众的理论宣讲活动，搞好新时代理论阐释、宣讲和传播，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2013年，上海市委讲师团成立，我作为讲师团成员在成立大会上作了示范性的首场报告《“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中国梦”宣讲的若干思考》，受到领导和同行的好评。十多年来，及至本轮参加“上海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团”的宣讲，我参加了市委讲师团的历次宣讲任务。

　　其二，不忘党校人情结，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教法研究，带教党校新人。十多年来，我参与本校历届精品课集中打磨指导工作、给本校全体教师讲解“党校精品课打磨的方法和技巧”、参加各教研部的集体备课活动。也曾奔赴全国各地部分党校、中浦院、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和部分高校教师讲解“怎样当好党校教师、弘扬党校人精神”“怎样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学、教、研”“怎样打磨党校精品课”“怎样搞科研”等课程，总数已达一百多场报告，为提升党校教学质量作出绵薄贡献。

　　其三，力所能及、兴之所至搞科研。撰写《党校教学新论》（中央党校出版社2022年）；带领青年教师完成国家课题，并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24年）；合著《诗词与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等著作。在《科学社会主义》、《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等刊物和学习强国、上海观察、今日头条等新媒体上发表文章近百篇，依然热衷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2015年和2025年，两度以文赴会，入选首届和第四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关于“两个结合”的深入研究，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时代背景、历史经验、发展规律、“两个结合”熔铸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两个脉”）的科学内涵、理论精髓和思想方法，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化”）的必然要求、根本途径和重要法宝，再到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创造”）的目标导向、必然趋势和原创性贡献，直至最后见证中国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两个行”）等关键环节、基本内容与实践验证，一路打通、整体推进，方能见效。

　　袁秉达：理论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一堂高质量的思政课必须达到科学理论与教学艺术的高度统一。我觉得高校思政课让同学们或者青年群体更好地去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创新理论，关键在于把理论“讲全讲准讲深讲透讲活”，把理论的科学性与讲授的生动性有机结合起来。给大学生讲课，既要注重受众的“对象化、分层化”要求，又要贴近大学生的想法与特点，课堂上预留一定时间让学生提问和互动，加上主讲教师有针对性的点拨和引导，才能达到更佳效果。

　　一般而言，我开发一堂新的专题课，往往要准备三至五个不同的版本和讲法。我在给上海市委四套领导班子中心组成员讲课时，感到层次最高、要求最严、压力最大，动足脑筋，尽可能在教学中体现党校教师讲课的最高水平和最好效果。给各区委中心组成员讲课的要求不低、难度不小，有时候一场大报告，线上线下几百个处级干部同时收听，同样必须认真对待、充分准备。给企业讲课要区分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的不同受众不同需求，讲课时要联系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给街道社区和郊区乡镇讲课要结合民生实际、基层治理和基层党建。在西藏那曲支教讲课时，我还充分考虑藏族干部的特点和需求。给高校大学生讲课，一定要针对年轻人的想法和特点。因材施教，教学针对性是有效性的前提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