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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夏天，已经扛起中国工业化大旗、正在红火进行工业会战的大庆油田，迎来了一伙对什么都好奇的美国人。他们从大庆开始，走过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惊讶地发现东北每家国有“单位”都像是一个自成一格的小社会，运转着，呼吸着，展示着一个正在努力自我叙述的国家形象。这群人中，就有贺萧，她至今都记得，代表团里一位成员的太阳镜不慎遗失在大庆，本以为它就这样留在中国东北土地上，没想到几天后，在几百英里外的另一座城市，那副眼镜由专人亲手送还给她。

　　贺萧对中国的兴趣起始于1970年，她刚读大一时，和当时美国许多大学生一样，她加入反对美国发动越战的运动，质疑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就在她读大一的下半学期，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小球”推动了“大球”，贺萧发现，突然间，“报纸上充满了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她开始疑惑，为何在自己受教育过程中，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了解如此之少，她接触中国历史的唯一经历是在初中时读过赛珍珠的小说《大地》。看了报纸上的报道，她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于是开始选修中国语言、文学、历史等所有她能找到的中国课程。尽管那时，护照上还明确写着“不适用于前往中国”。贺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去中国越难，我就越想去。”

　　大学毕业，贺萧加入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终于在1975年等来了第一次到访中国的机会。4年后，中美正式建交，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开始积极开展活动，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帮助美国学生前往中国留学，正着手写博士论文的贺萧马上递交申请，得到了前往南开大学的机会。贺萧记得，她和另外几个美国留学生一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待了大约三周，体检、学习适应新环境的课程并等待各自的大学准备好接收他们。当他们登上前往大学的火车，带着一床被子、一个脸盆和一个装满豆子的枕头，她猜想，他们这几个人在当时一定是个奇观。

　　在贺萧记忆里，1979年的中国大学校园，处处涌动着独特的勃勃生机。人们对带有批判色彩的文学作品抱有极大热情，文学杂志可谓“洛阳纸贵”。谁要是弄到一本刊登了某篇争议小说的杂志，立刻就会成为焦点——大家争相传阅，排着队等候，每个人只有2小时阅读时间，哪怕只能排到凌晨一点到三点这个“垃圾时段”，也甘愿熬夜读完，再小心翼翼地传给下一个人。看着同学们借着这些小说展开激辩，探讨国家当前的问题与未来的方向，成了那段岁月里贺萧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在南开大学研究天津工人，对贺萧来说算一个幸运的意外。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和“让不可见者可见”（make the invisible visible）呼声正高涨，女性历史领域得以启蒙发展。在研究生阶段，贺萧先是参与了一个关于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罢工女工的研究项目，后来又对1949年前上海棉纺厂的女工进行了一些研究。来中国前，她打算深耕女性史，于是选择天津这座1949年前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尽管对它知之甚少，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最终为她打开了一个丰饶且充满趣味的研究世界。

　　原本她计划寻找天津女工，做一个类似在埃尔帕索所做的项目，但不久就发现，研究计划与实际情况发生了冲突——尽管1949年前上海的许多棉纺厂工人是女性，但中国北方女性进入工业劳动力市场的速度较慢，直到20世纪40年代占工人的比例也小得多。于是贺萧意识到，博士论文研究不可能只关注女工，她开始广泛调研天津工人。她了解到天津一个名为三条石的地区曾有许多小型铁作坊，1949年后建立了一个展示小作坊里工人苦难生活的博物馆，里面保存了大量账簿和记录，尽管已经对公众关闭，但是允许贺萧这样的学者查阅资料。贺萧还对天津运输工人感兴趣，天津曾是全国货物的主要转运点，那个时代的运输工人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混混儿”，有特定的穿着、帮会暗号，用极其复杂的黑话交流。这三部分截然不同的工人群体成为她的研究重点。

　　如今翻开《天津工人：1900—1949》，并不会感觉这是一本晦涩的学术论述，而更像是从衣食住行、家庭结构、卫生健康、婚丧礼仪到节日风俗等诸多方面对天津工人生活的细腻深描。甚至包括女性所要面临的“额外卫生问题”——月经，包括工人如何在工头的默许或配合下通过“泡蘑菇”（消极怠工）反抗恶劣的工作条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深究”，城市的“隐痛”得以浮现。在这个惊心动魄却一直以来鲜为人知的近代天津工人世界，正如贺萧自己所表述的，“随着我研究的进展，研究范围变得包罗万象，与我的初衷大相径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掀起新的思潮，与费正清、列文森等第一代中国学研究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模式不同，第二代研究者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植根在中国而不是西方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在新思潮影响下，再加上历史学家斯科特提出的社会性别理论，贺萧、伊沛霞、高彦颐、曼素恩等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者把被遗忘、被忽视了数千年的妇女从历史中找寻了出来，更从社会性别角度，重新解说了中国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她们拿出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等著作开创了新一代学术景象。

　　博士毕业，贺萧进入高校教授中国历史，她发现教材中有个问题：“尽管当时农民占人口的80％，但我们80％的历史材料都是关于城市人，我们对农村人却了解甚少。”作为历史学者，她对类似“”这样的重大运动如何影响中国农村有了一些了解，也知道农业集体化、改善的医疗保健以及稳定的社会也影响了农村生活。但在她触目可及的范围内，中国农村女性始终是一片空白，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此前的研究都属于城市女性。

　　这些记忆既有日常的鲜活、人生的复杂，也有新旧秩序变换中不同习俗带来的无措。贺萧至今记得接生婆刘西罕的故事——刘西罕出生在1906年，7岁开始做家务，给做产婆的母亲打下手，14岁嫁人，自然而然开始从事接生。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国家对旧式产婆的培训，她成为地方接生站的领导。有文件记载，到1955年为止她接生了41个孩子，其中无一例“四六风”，也无一位产妇发生产后疾病。技术过硬，人又热心肠，带头宣传实践新政策，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她都是国家培养的新式女公民典范。可人们都说，刘西罕最终死于接生。